陈志武：反货币化的社会是怎样的

　　Photo by Michael Longmire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陈志武

　　金融拉平创业机会、促进消费平等的道理，尤其是保险金融降低赤贫的概率。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越来越货币化、越来越什么都“向钱看”，这还是令人难以接受。很多人认为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冷冰冰而且对草根不是好事。

　　如今，吃饭、穿衣、住房、交通几乎没一样是自给自足，都要用钱交换而得，即便在工作、个人成就、社会关系中，也越来越以钱衡量，基于义气友情的交换越来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货币财富。

　　1978年时，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是GDP的0.38倍，每一块钱的产值只需要3毛8分钱货币支持；但到2017年，广义货币量超过167万亿，几乎为GDP的两倍，跟每一块钱产值相对应的是两块钱的流通货币。相对货币化水平在40年里翻了四倍多!这么货币化的社会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对普通人是喜还是忧，跟我们“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传统文化价值能调和吗？

　　我们分两步来谈这些质疑。今天要重点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人与人间的互助和互换、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是基于货币，那会怎么样呢？从道理上讲，如果不是基于货币来协调人际互通有无和实现资源配置，社会就必然要依赖其它指标或价值体系，否则社会就无法有秩序。那么，规范社会关系、维系资源配置秩序的其它指标是否就比货币更好呢？

　　非货币化的社会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享受、权力地位、社会地位、精神感悟、各类机会等利益。但问题是资源又是有限的，权力资源就更少。这就出现了矛盾，不可能每个人的欲望都被满足，不可能谁都做一把手，不会是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最高，每个人都坐头等舱，升官、发财、就学、就医等机会也不可能绝对平等。这些有限资源必须靠某种指标和某种机制来配置，决定谁多得谁少得。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资源配置格局都代表一种秩序，只是在不同社会里决定这种秩序的坐标会不同。

　　规范资源配置的最原始、也最简单的方式是暴力。在原始社会，暴力最强同时也最敢于用暴力的人是社会的老大，地位最高、享受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最多，并被授予“酋长”这类称号；暴力能力次之、暴力意愿次之的人在地位与资源享受方面也是次之，被赋予“副酋长”称号；其他依次类推。整个社会就根据这些头衔、称号来组织，就这样形成基于暴力的秩序，不仅决定社会结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决定有限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配置结构。这种社会虽然是基于野蛮，但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秩序，它不认钱、没有货币，只认暴力关系，暴力的溢价最高，所以，那种社会在历史上死于暴力的人数占比很高。

　　建立资源配置秩序的第二种方式是一切基于行政权力，就像计划经济体系一样。比如，火车与飞机的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按行政级别决定谁能坐谁不能坐，而不是根据谁出的货币价格高来决定，也不是基于谁的暴力最凶，于是，部级坐头等舱，司局级坐二等舱，等等。医院也按行政级别设立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级别的医疗服务。住房也按部长大院、局长大院、处级大院等等提供，而不是根据货币价格决定。行政级别代替了货币，社会地位也跟行政级别捆绑在一起。除了按级别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其它没有“以级别定价”的东西都由掌权者裁量决定，也就是“由领导决定”，普通人住房和就业要由领导定，连结婚也要领导批准。在这样的体系里，没有“货币价格”和“自由选择”这类术语。基于行政权力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是一种以合法暴力为后盾的秩序。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实际上也是基于暴力，只是其背后是政府独有的合法暴力，而不是非法野蛮暴力。因此，靠行政权力建立并维系的资源配置秩序是一种强制关系，而不是基于自愿或自由选择。

　　第三种方式是基于儒家“名分等级秩序”决定资源配置，根据辈份、性别、年龄、亲情关系远近决定谁多得、谁少得。比如，我家族拥有的土地、财产、生产的粮食、圈养的家禽猪肉，遵照“三纲五常”原则，首先供奉祖父、父亲、兄长等等使用，然后根据“五服”远近分配，最后才是自己，当然不是根据谁出价最高来定。这也是一种非货币非暴力的资源配置秩序。

　　看到这些，你可能要说，既然这些非货币的资源配置秩序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常态，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呢？这对普通百姓有什么不好呢？

　　基于野蛮暴力的配置方式显然不可取，也对弱者不公平，是文明社会不会接受的。而基于行政级别和基于儒家名分等级的资源配置方式，则把每个人分类并规定相应的地位和身份，前提就是假定每个人的权利与机会不能平等。儒家秩序就设定你从出生到死的名分与地位固定不变。

　　非货币化的代价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来说，抑制货币后的生活是非常具体的事情。计划经济高潮的二十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正是我上小学和初中的阶段，当时整个经济与制度都反货币化，行政权力全面取代市场，使货币的通货性达到历史新低。那时候我在湖南乡下，父亲作为生产大队干部，经常出差。每次出差，他不是带上钱，而是带上几斤或几十斤大米、几斤菜，还有被子、席子等。

　　今天你出差，连钱都不用带了，带上信用卡和微信就行，不用担心饿肚子和没地方睡觉。你可以想象：当外出时必须自带粮菜、被子，而不是具有通货性质的货币，还要带上介绍信证明信，一个人怎么能旅行太久、远走高飞呢？由此看到，一个不允许把物品与服务货币化的社会，人的生存就跟具体的生活物质捆绑在一起，而食物的重量以及易烂易损使其流动性远低于货币，其实质效果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度，约束了每个人的自由空间，想远走高飞也不太可能!

　　在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什么我父亲他们必须自带粮食、被子，而不能带钱远行呢？那时候，你可以有粮食等“东西”但不能变成钱，否则，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钱”也不完全管用。由于市场“被非法”，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生活物资仅用钱还不够，还要凭“粮票”、“油票”、“肥皂票”、“火柴票”、“糖票”等；住酒店有钱还不行，还要有介绍信。所以，那时候连“钱”都不是通货，根本就不存在通货，粮票、油票等各种由行政权力发放的“票”和“证”是将钱“非通货化”的具体手段。

　　由于多数粮票、油票等是当地县或乡发的，在外地无效，而住宿介绍信更是把你的身份和地位信息写在其中。相比之下，对于行政级别高的官员，他们得到的粮票油票会是跨区域通用的，介绍信更是标明他们的身份。因此，老百姓只能得到地方性票证，而级别足够高的官员才能跨地区旅行，去货币化不仅约束了人们的流动自由，而且带给草根实实在在的不平等。于是，自带粮菜、被子是对反货币化的一种本能反应，因为虽然实物不是通货，但比异化了的钱、票的流动性更好，自由度更高，是没办法的办法，只是实物的重量和体积让你无法走太远、太久。

　　在非货币化的计划经济里，人是不自由的，即使是行政级别高的官员，虽然他们比老百姓的权利多，但还是被锁定在“单位”里、被固定在具体区域内，离开单位和地域的生存力很低。

　　今天我们谈到，在非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们必然要找到货币的替代品，或者“准货币”，然后基于准货币来分配资源、机会和消费。原因在于，资源总是有限，那一道半米宽的门，一时只能由一人通过，那么，谁先过、谁后过，必须基于某种准货币决定，否则，社会将混乱。其次，原始社会以暴力作为“准货币”，而儒家农业社会以“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建立资源配置秩序，血缘亲情是准货币。在计划经济里，行政级别是准货币，级别高低决定资源配置中的优先顺序和多得少得。再就是，基于非货币的资源配置秩序都会把个人排出某种顺序，分成类别等级，前提就是人的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在机会与结果上都不会平等。当然，你可能会说，货币相当于一种投票工具，你拿了货币之后就可以用其买你想要的东西，喜欢的就出高价、不喜欢的就只给低价。而非货币化的社会则不给你这种表达偏好的工具，所以，通过非货币安排的资源配置必然伴随着强制力，违背平等原则。那么，假如一个社会不用货币而是规定每一种资源都是在所有公民之间平均分享，从表面看这不也是一种结果平等吗，怎么会违背平等原则呢？好，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陈志武